龍應台教授演講：

今天這一站，一路從5月12日在台北主持林懷民先生談「台灣的文化力」開始，緊接著在劍橋大學作兩場演講，再從倫敦回台主持與呂副總統的座談會，接著是一場接一場的「思沙龍」繁星計畫，從元智大學、新竹教育大學、清華大學再到成功大學。原以為都是一站接一站的義工的工作，到了成功大學，畢竟不一樣。今天上午與成功思沙龍同學見面時，看著他們，感覺在看著過去的自己，時光的錯亂，所以有一點失神。走在大學路上，許多前塵往事都回來了，有點招架不住。今天來與諸位見面，一方面很開心、很感動，另外一方面我還有一種角色的矛盾，要不斷地把自己從過去的感覺拉回來，拉回到今天與各位座談的角色。稍後如果有失常的地方，請大家原諒我。

當初我跟同仁講我不敢說是來這邊演講，坐在我旁邊的是這樣傑出的科學家，還有在座的各位。所以今天絕對不是演講，而是一個從這裡走出去的校友，一個六○年代、七○年代在南部鄉下長大的小孩，走出去（而且走得蠻遠的），又回這裡與大家分享，我所做的一些事情，尤其與成大有關的那一小塊是什麼，這也是這一次行腳的主要目的。到底「思沙龍」在做什麼？為什麼會得到校長、教務長以及好多同仁的支持？

首先要說的是為什麼會有「思沙龍」。我在台北市政府工作的三年半期間，如果沒有台灣知識界、文化界以及企業界許多人的呵護與支持，在到處都是政治地雷的環境裡頭，可能沒有一個難關過得去。這一群朋友在我離開市府後還經常聚會，總是擔憂台灣的前途。常談論到底可以為台灣做些什麼。最後的結論是，政治愈紛擾，文化愈重要，也就是從思想的紮根做起。於是大家決議成立基金會，「財團法人龍應台文化基金會」就是由一群「憤中（憤怒中年人）」成立的，他們有企業家、大學校長、作家、出版家、總編輯、公司總裁等，都曾經是理想青年，為台灣的產業、文化、教育、藝術努力過，也曾經對台灣的民主賦予深切的期待。基金會做些什麼呢？我們想做的是開拓年輕人的國際視野，提升獨立思考、慎思明辨的能力，希望透過思沙龍來培養二十一世紀新青年。

「沙龍」跟演講不一樣，是講者與聽者在同一個平面上、以平等立場對話的形式。我們希望大學生把自己看得很大、很重要，不只是單純接受的一方。希望每一個從「沙龍」走出去的青年，都是有品格、有全球知識、有獨立觀點、有人文關懷的世界公民。

沙龍系列包括「思沙龍」、「The Taipei Salon」、「沙龍1200」及「國際名家論壇」。這兩年來，思沙龍從「你所不知道的∼」主題做起──拉丁美洲、伊斯蘭、南北韓、全球化……。思沙龍完全由來自四面八方的志工由下而上所舉辦，從活動手冊、海報設計、場地佈置、講者聯繫、新聞稿、採訪通知等，全部出自志工之手，這些志工從實作裡學習到做事的種種經驗。推出之後，每一場都爆滿，不管題目如何冷僻。因為思沙龍在台北成功了，使得我們敢跨出台北市。為什麼跨出台北是重要的呢？我們董事之間有一個共識，都覺得只影響台北是不夠的，真正要發揮影響必須到中南部。除此之外，我自己是南部鄉下長大的小孩，曾經對城鄉差距有過深刻的親身經驗，我不希望台北以外的15歲的孩子還處在當年我自己所處的情況。

「The Taipei Salon」很有趣。我們利用台北現有的資源──台北有很多各國駐台大使館或辦事處，在台北的任務之一就是把該國的文化輸出，而我們想做的是把外面的文化輸入，那我們為什麼不結合他們？把台北本身變成一個國際化的場域。比如我跟法國代表說，請你免費的來為我們講一場法國人怎麼面對全球化的問題，譬如在好萊塢電影占領全世界市場的情況下，為什麼法國可以透過政策保住法國電影產業，還占領歐洲市場的40%，法國是怎麼做到的？再譬如，我們請同樣說德語的德國代表與瑞士代表來對談，在大歐盟的背景之下，他們怎麼去面對所謂”Cultural Identity”的問題？現在各駐台代表處都爭取跟我們的基金會合作，要進入沙龍來談論，The Taipei Salon已經變成台北外僑與本國市民交流的一個最重要平台。這就是借力使力。成功大學有外語系所，其實可以思考一下英語沙龍的可能性，放在一個五十人的場地，慢慢地做出一個平台，說不定可以變成南部的一個中心，讓住在南台灣的外國人也能更深入認識台灣。

「沙龍1200」的場地是由亞都飯店嚴長壽總裁所提供，是閉門的「菁英」沙龍，讓知識圈中理念相近的可以發現朋友，立場不同的也可以敞開對話。

「國際名家論壇」所邀請的名家不是一般所謂「成功」─意即有錢、有權的人。我們給「名家」的定義比較是，他為弱者作了什麼。譬如，這個世界有4千萬個15歲以下愛滋孤兒。我們可能邀請專門照顧與協助那些愛滋孤兒的全球性機構的主事者來跟我們的年輕人說他是怎麼做的。譬如中國大陸偏遠地區的痲瘋病人仍舊被隔離，過著極不人道的生活，我們希望邀請的名家可能就是主動去協助這些病患的組織者。我們希望與年輕人分享的是，這個世界對於「成功」的定義，不是只有加入所謂「強者」隊伍，你可以到非洲工作，你可以去為愛滋病人工作，你可以變成NGO的領袖，這是我們對國際名家的定義。

今年五月，「思沙龍繁星計畫」於元智大學、新竹教育大學、清華大學、逢甲大學以及成功大學同步綻放。兩年前我到清華時，馬上感覺到人文氣氛的貧乏。開始帶學生時，譬如說，我讓他們分組做報告，每組選一個國家，然後把這個國家的來龍去脈以及現在所面臨的最新議題是什麼，對全班做報告。結果發現，全班80個學生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學生會習慣性以英文查資料，我開始要求他們以英文查資料，慢慢地他們就學會了跟國際之事的接軌。

年輕人對自己有多大自信，我覺得影響他思考和作學問的態度。就以我比較熟悉的美國和德國的年輕人來相比。我住在德國時，如果有兩個年輕人迎面走過來，我有一種本事可以判斷哪一個是德國人、哪一個是美國人，因為在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方式與環境下長大的人，表現出來的氣質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18歲的美國孩子，他可能知識很少，可是跟你講話的姿態是跟你完全平等，甚至讓人覺得可能他比你還「偉大」，很有自信。德國孩子相對就拘謹、內斂，好像自己比較低下，其實他懂的可能遠超過美國孩子。德國的教育家曾經做過分析，歸因於兩國的教育方法的不同。一個作家的說法是美國的教育方式是加法，從0分開始，一個孩子作了一件好事，就加分，被大大誇讚。德國的教育方式是減法，從100分開始，作一點錯事就扣分，被大大檢討。教育方式不同，教育出來的青年人氣質就不同。

回過頭來觀察我在清華的學生，他們上台報告的姿態，顯得很沒信心，顯得自己很「小」。他不習慣有自信地與教授平等對話。但是清華給我最大的鼓勵是發現這些學生幾乎一點就通，你為他開一扇窗，他馬上看見全世界。也因為有清華的經驗，有台北思沙龍的經驗，才敢與其他大學走下一步。

我們顯然都相信甘地曾經說過的這句話：「You have to 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所以對世界的不滿不是只是抱怨而已，你自己可以下來做。當然我們關心的東西很多，可是如果在眾多的關心、有限的生涯裡，一定要聚焦做一件事的話，今天在座的諸位都有相同的理念，那就是「教育」。歷史學家H. G. Wells在1920年曾經說過「人類的歷史愈來愈是一種災難和教育之間的拔河競走。」，這句話其實蠻符合台灣現在的狀況。台灣如果不在教育上真正做好，恐怕國家的沉淪跟以後可能發生的戰爭，大概是難以避免的。歐美澳洲這些所謂的先進國家，非常重視Global Citizenship的教育。例如澳洲，他們會以各種全球性議題與知識，讓孩子從國中開始培養國際視野與全球公民的觀念。以沙漠化為例，他們先讓孩子瞭解世界上有關沙漠化的事實，然後分析沙漠化的原因、沙漠化的影響、有那些國際組織正致力於防止沙漠化、怎麼做、當地政府做了什麼、你可以做什麼。你可以想像經過這種教育成長的孩子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跟我們現在的教育差別在那裡。

思沙龍在做的事，其實就是提供台灣孩子學習全球公民意識的教育工作。思沙龍不是給你結果，不是讓你認識世界各地的情況，而是教會你如何思想。我們想要給思沙龍學生的幾把鑰匙是：一、培養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也就是孔子所說的慎思明辨的能力；二、累積足夠的知識；三、學習以對的語言、對的態度去宣揚自己的主張，去感動同夥，去說服對方；四、強調品格涵養的重要性，從待人接物中鍛鍊出憐憫、社會正義、誠實、正直等品格特質。

「Critical Thinking」可能是所有的教育最最核心的部分。王陽明先生「傳習錄」裡有一句話很能符合思沙龍想要做也希望做到的事情：「與其為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為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思沙龍就是希望把「Critical Thinking」的能力給了學生之後，他們就有自己的鑰匙來開啟自己的未來。

台北的董事們都帶著很高的期望，我不過是他們的使者，到南部來試試看，繁星計畫到底能不能成功，其實我們心裡也不知道。當初台北成不成功，不知道，做了之後才知道；清華成不成功，不知道，做了之後才知道。而且一步做成了才敢推下一步。我對於成功大學，其實寄予無限的期望。這裡學生素質是很好的，可能跟清華大學很像，清華大學學生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變成這麼不同的一群人，所以我相信成功大學成功的希望是非常非常大的。今天帶著非常深刻的感激與謙卑，感謝大家請我來這裡分享。